陈永贵刚到北京时住在京西宾馆。他每天很早就起床，叠被子、打扫卫生，警卫员和服务员不让他自己做，他说道：“别人伺候，我不舒服，我又不是没长手！”做完这些他还是闲不住，在宾馆的走廊上走来走去，看到走廊里的灯开着，他就顺手关掉。服务员以为忘了开，就又打开，他看见了又去关掉，对服务员说：“别开了，太浪费，农村浇地还用不上电呢！”他心里总是想着到农村去
山西有关部门替陈永贵一家办进京户口时，事情看着像好意。
人都到了中央，家也跟着挪过去，按干部待遇讲得通。陈永贵听完却火了，桌子被他一拍，话甩得硬，谁办的也不行。家属还得回大寨，老婆孩子照旧在队里挣工分。
这一下，把他和北京之间的距离划出来了。北京给的是身份，大寨留的是根。身份能写在任命里，根却藏在口粮、工分、户口本和一块块坡地里。
陈永贵进了中南海，身边多了秘书、司机、警卫员，家里人却没有跟着进城享福。
这件事放在七十年代的政治生活里，并不轻松。那时他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，后来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，分管农业。职务越高，越容易被人看成一种符号，可他偏偏总把自己往生产队那头拽。
批文件时，他并不轻松，字句牵着政策，政策又牵着许多县社的饭碗。
他曾提出过，多拿些时间到基层去，他怕自己离地太远，话会说虚，事会办空了。
刚到北京住京西宾馆时，这种别扭早露出来。
宾馆有服务员，有警卫员，房间有人收拾，茶水有人照管。他天不亮就起，叠被、扫地、泡茶、洗衣，手上闲不住。
旁人赶紧上前拦，他不肯，把话说得很直，自己有手，没必要让人处处伺候。
对一个在大寨干惯了活的人来说，被人照料得太细，反倒像欠了人情。
走廊里的灯，也让他过不去。灯亮着，宾馆觉得正常，夜里行走方便，服务也显得周到。陈永贵路过，顺手关掉。服务员以为忘开，又打开。他再路过，再关。来来回回，谁都没错。服务员按宾馆规矩办事，他按农村日子算账。乡下浇地排电，机器一停，地就渴着。
北京走廊亮一夜，在他眼里，亮堂之外，还有白白流走的电。
这类小事很多。粮食方面，他没有完全改成机关干部那套。他家的口粮仍从大寨来，卖到粮站换成全国粮票，再拿到北京用。大寨给他记劳动日，一个劳动日一块五角，中央每月补三十六元生活费，山西还有兼职补贴。
数字不大，办法也笨，可这套账像一根线，把他从北京拴回村里。
吃饭也不讲究。小米粥、馒头、面疙瘩，就着咸菜和苦瓜，能吃完就行。来客人时，煮面条招待。烟瘾大，进京后抽香烟，也多是便宜烟。
多年后他得肺癌，旁人难免把病和这个习惯联系起来。可在当年，他连这点开销也压得低。
他没有拿这些给人看，日子过久了，人会被旧习惯箍住，改起来费劲。
住到交道口胡同小院，他看见院里有空地，又忍不住下手。
豆角、西红柿种起来，长多了就送给警卫班食堂。一个副总理在院里侍弄菜地，听着有点不合规矩，放到他身上却顺。泥土能让他稳住。
机关的椅子坐久了，人会发闷，地一翻开，话反而少了。
出门视察和访问，他也常把随员弄得不自在。
去墨西哥访问，有人见外汇券能买便宜手表，动了心思，他不同意。到云南、贵州，发现随行人员带了云烟、茅台，叫人把钱寄回去。到拉萨，风景名胜摆在眼前，他更想去看庄稼地。这个人眼里的风光，常常不在殿宇、车队和招待桌上，而在田块、水渠和人干活的地方。
可陈永贵身上不能只说朴素。大寨被推成全国典型以后，很多地方学它，也有不少地方学走了样。口号催着工程上马，政治热情顶着技术意见往前冲。
昔阳搞“西水东调”，后来争议很大，投入、效果、决策方式都被反复议论。
陈永贵从大寨被推到全国农业舞台中央，掌声给了他位置，也把他卷进更大的机器里。
村里的办法，一旦被放大成全国口径，就会变形。
一九八零年九月，他辞去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。
热闹散下去后，国家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。这个职务本可以清闲，他却当真，过问作物搭配，看职工干劲，也关心庄稼长势和病虫害。
东郊农场离大寨很远，田也换了样子，可他到了地边，心就能落下来。
庄稼不会喊口号，长得好坏全在叶子、土墒和虫眼上。
一九八六年春节前后，陈永贵病得已经很重。医生准他回家过年，嘱咐吃药，还要定期检查。他吃不了多少东西，身子一天天瘦下去，念头仍往昔阳跑。想回虎头山，看一眼梯田。
三月二十六日，他在北京病逝，终年七十二岁。
临走前留下话，丧事从简，骨灰回大寨。
这个要求不花哨，也不热闹。人这一辈子被许多称呼推着走，劳模、书记、副总理、顾问，称呼换来换去，他最放不下的还是大寨那块地。
京西宾馆的灯可以重新打开，胡同院里的菜地会荒，粮票也早晚退出日子。
可他按下开关的那只手，像还带着土腥气，停了一下，又收回袖口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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